我本科学的新闻学，大四那年，我在《中国青年报》贵州记者站和《工人日报》贵州记者站实习，有机会到贵州各地采访，对贵州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就是如果我留在贵州，大概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基本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当时整个大环境挺好，自己也还有冲劲，我就决定往外走。
离家出走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想改变自己的信息环境。贵州的节奏相对较慢，除非在信息密度很高的政务部门或者经济部门，每天能够处理大量的信息，有一定的新颖性，否则个人很难成长。
二是希望能够让环境势能推着我往前走，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人是环境的产物，自己改变不了的，就让环境来改变。
三是我确实想从事媒体行业，尤其想做时政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
所以，看到刺猬公社发布的招聘信息时，我立马发了自己的简历，在线上进行了几轮面试。刺猬公社的创始人叶铁桥先生答应给我发offer，我拎着个行李箱就去北京了。虽然工资很低，但我更看重它的发展前景。
到北京后，我在顺义区租房，和另外两个朋友同住，旁边是首都国际机场。
公司在东直门，上班时间是朝十晚六。我每天八点出门挤地铁，因为个子比较矮，经常被挤在中间，动弹不得。
合租室友为了照顾我，慢慢琢磨出了一个挤地铁的经验：坐到终点站再回去，这样就有座位了。
上下班时，我会用手机在Word上写稿，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地铁上写稿子效率特别高，灵感也特别多。
虽然下午六点下班，但我经常都是七八点钟才走，主要是为了要错开晚高峰。
我和朋友偶尔也会做饭吃，他会带着我到附近的商场、菜市场买菜，朋友是个大高个儿，我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他后面，特别有安全感。
有一年他离开了北京，突然少了一个人，很不适应。再也没有人在地铁里带着我往前走了，我要自己盯着前面的人，否则我会被撞倒。
房子是我一个人住，班是我一个人上，下班也没人带我挤地铁，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一种孤寂感迎面而来。
在北京，你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哭的。前后花了小半年时间，才承认他确实已经离开，不再和我一起在北京奋斗了。
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记者，我特别喜欢到附近商场看书，因为我的很多问题，只有书里才能给我解答。
这就是我做记者时的状态。
我所在的媒体关注的是移动数字互联网，它的范畴很广，包括文化娱乐、短视频、长视频、影视剧、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等，每个口都有一个记者。
我去刺猬公社的时间比较晚，留给我的只剩下AI、AR这种很新的领域，需要到处跑着去采访这类群体。
在跑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领域当时的发展呈现断崖式下降，它的公司数和资本投入量在减少，从业人员外溢，大家的信心在下滑，写出来的稿子也没人看。
后来决定改变方向，转向了新媒体领域，每天的工作就是写稿子。我们的KPI是一个月八篇稿子，每篇三千五百字左右，多的有四五千字。
初稿尽可能多写两三百字，交给编辑后，编辑才有得删，不然编辑就很头疼。
第一篇“10万+”文章
2018年，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发的动态，大概意思是：山东有一批农妇，她们在那里生产着很多的自媒体文章。一、二线的自媒体人，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厉害的人你根本看不到。
根据这条线索，我找到了农妇的负责人，她们在山东的一个村子里。我跟老板申请出差，去她们的村子里采访、调查，访谈了她们的核心负责人、管理者以及工作人员，花了一天时间。
我在回北京的路上开始写稿，写完之后发给编辑，他做了一些删减便发出去了。
第二天，我们公司去张家口市做团建，在车上的时候就看到后台一直在留言，各种评论。有喷我的，有骂我的，有网暴我的，也有网暴农妇的和负责人的，当然也有称赞的。
那个时候互联网就是互联网，线下世界就是线下世界，互联网和现实世界非常割裂。就因为这么一篇文章，打破了大家二元对立的思维。
尤其让一、二线城市的打工人大惑不解：她在山东农村，骑个电瓶车，每天可以接送孩子上下学，每个月工资都能超过1万元。而我在北京辛辛苦苦工作，又是九九六，又是加班，一个月工资也才1万出头，而且我的消费这么高，这让人太不理解了。
往后，五环外的案例冲击五环内知识精英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多。
平时我们发布的文章，阅读量只有一万多。但那篇文章特别火，一万、两万、三万、五万、十万+，阅读量一直在往上走。因为在文章最后留了名片，我的微信都被加爆了。
那时候很开心，不管这些人是好是坏，他们加了我的微信，我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信息环境，成长得更快。
之后我写了好多文章，如果大家愿意通过文章添加我的微信，通常那篇文章是比较优质的，传播量好，质量高。
因此，我总结出一个经验：最好的社交方式，就是内容本身。
别人在看你写的文章、做的视频或播客的时候，他已经花时间、精力去做了一轮的社交交互和初认识，如果还愿意添加你这个作者的联系方式，说明他还想进一步认识，反而这种朋友的可结识性更高一些，三观合拍，也更聊得来。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通过文章相识，然后线下见面，有的已经相处了七八年，关系一直很好。
做个编辑怎么这么难
因为这篇爆火的文章，我的职业生涯发生了巨大改变。
我原先计划是至少做一个三年以上的记者，以写稿为生。但刚入行一年多，老板就把我提上了编辑的岗位。由于被组织需要，被别人需要，甚至是被我所在那个行业的某种趋势需要，我顶上去了，比较被动。
很多人可能觉得做编辑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荣誉感、名声、收入各方面都很好，但带给我的是困扰更多，因为没有人指导我，也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很苦恼，为什么要让我成为一个编辑？
但困扰本身是一种情绪，你还得把工作往前推进，还是要去解决问题，这是我的课题，必须面对，化主动为被动。
媒体公司通常是三层架构，上面是老板，中间是编辑，下面是记者。
编辑的主要工作，主要是维持整个团队的基本运作、稿件产出。我们有两种稿件：一种是自发性稿件，另一种是商务稿件。
商务稿件就是能变现的稿件，相对复杂一些，要和客户沟通，有时候编辑要介入记者的沟通环节。最重要的，编辑也要对产出的稿件做好把关。
我就开始带团队，跟每个记者沟通，和他们一起讨论稿子。我们团队的氛围极好，同事特别和睦，也愿意交流稿件。
当时我们有一个侧重点：所有的行为和动作都以产出优质的内容稿件为中心，如果偏离了这个中心，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原点来再讨论。
在同事们的努力下，我所在的媒体声量提升很快，大家比较认可，我们的商业能力也在“哗哗哗”地往上面走，有很多人来找我们合作，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出去找。现在想一想，那时候的日子真是太好了！
身边的信息发生改变后，我每三个月会苦恼一次，我总觉得大脑处理不了现有的信息。一年会出现四次这样的情况，因此，每个季度，我就会进行大量的复盘。
这时候我就要去找人聊天，聊记者工作本身的问题是可以的，比如，我有一些记者朋友，他说这个稿子怎么写，选题怎么选。但想和他们聊一些编辑的工作时，就没有共同话题了，我感觉自己孤立无援。
有时候会琢磨，是我们的感情变淡了吗？是他变坏了还是我变坏了？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我坐在编辑这个岗位上，就要去思考这个职能需要做的事情，他思考的是记者要做的事情。
在一次会议上，老板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和我说：“你现在要做的事情，需要有更宏观的思维，而不只是作为记者，写了多少稿件。你要去看身边的同事，你团队的记者，看他们怎么工作，看他们怎么去完成任务和交付结果。”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知道要做什么了。
原来，做编辑需要有一个宏大的结构性思维，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我就刻意去训练结构性思维，但很难，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我去问别人，别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除了工作原因，我也有一个自身的困惑。
我是贵州人，在北京工作后有很多机会到全国各地出差，去成都、上海、甘肃、海南、武汉、东北等等，随着信息环境、活动范围的巨大变化，一种漂泊感和高速的流动感袭上心头，会让人产生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到底属于哪里？
那段时间，我就带着对结构性思维的疑问，去看各种书籍。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讨厌文学的人，一本很厚的书，可能要花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才能看完，我觉得它传递给我的信息密度太稀薄、信息效率太低了。但我有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那段时间我特别想和他讨论文学，就去看了文学类书籍。
最开始看拉美文学，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的书，包括《利图马在安第斯山》《酒吧长谈》等在国内出版的所有书都看过了。他的书莫名其妙地契合了我的一个需求点，叫结构性思考，刚好满足我在工作上的需求。
于是我就开始研究他的书，他的书不是按照时间线平铺直叙来讲的，而是很散，结构性板块非常明显。刚开始看他的书很费力，看得我脑袋都大了。慢慢适应书里的节奏以后，就越看越兴奋，可能这个就是心流的感觉。
我会在星巴克点一杯咖啡，戴着耳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一看就是一天。有时候是一个下午，因为看书很累，是个体力活。
看得多了，我就开始总结他的那种结构性思维，但还是摸不清他在文学上的结构性思维和结构性逻辑是什么。
后来，我看到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王琳写的《美国城市文学地图——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为中心》这本书，它是一部聚焦于美国城市与文学紧密联系的佳作。
这本书以独特的架构展开，以美国城市小说的发展历程作为纵向脉络，以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这三座极具代表性的大都市为横向线索，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城市小说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
全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纽约篇、芝加哥篇和洛杉矶篇。
从空间角度来看，书中选取的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这三个城市具有典型的代表性，通过对以这三个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文本的分析，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城市的内在结构、外在风貌以及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三个城市通过文学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城市精神和时代变迁。
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城市分布位置与中国的上海、武汉、成都特别像。最开始是沿海口岸经济特别发达，大家都去那儿淘金；产业转移到中部以后，大家又进入中部淘金；产业再转移到内地，又有一拨人来内地淘金。这个脉络和国内的趋势很像。
我在这里面找到一些结构性思维，自我定位应该在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的父母辈，他们从贵州到沿海一带打工，我这一代就往内陆走了一些。于是，就在这位教授的书里获得了这种结构性的认同感。
接着，我就把个人的这种社会性思考也就是结构性思维应用到工作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受益于这种思维，工作上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
认知跃迁与职业重塑
201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看到内容行业投资在减少，进入数字内容领域的钱，无论是数量还是效率都在变低，我很好奇这个现象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去操作这个选题时，发现自己对商业知识存在认知壁垒。
做媒体有两个基本能力：一个是以采访、写作、拍摄、剪辑、传播、运营等知识为主的媒体能力，另一个是包括财务、股市、经济周期、政治经济学、法律、税务、公司等在内的商业专业知识能力。
我原先擅长的是媒体专业知识，大家可能觉得学传媒出来很厉害，实际上要想在这个领域深耕，专业商业知识能力极为重要。
既然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就想获得突破。
那时候很天真，感觉很多年轻人都有一个梦幻的想法，希望找到一个有资历、有钱、有人脉、专业能力强、名望又高，又愿意辅佐后辈的前辈，刚好他辅佐的这个后辈是我！
当时我就抱着这种心态，就想要找这种人，但这种缘分，不是你想有就有、想要就得的东西，所以最终以遗憾收场。
2020年上半年，我去厦门休年假，就开始思考接下来是否还要在刺猬公社待下去？
我认为我得走了，因为我的认知天花板已经到了，我要继续通过改变信息环境来改变我的能力、认知和心性。
晚点LatePost是《财经》杂志孵化出来的一个新媒体品牌，报道标准非常高，对人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业内很多喜欢挑战的人都会去那儿，我也去了。
“晚点”的选题都比较大，我跟着其他同事操作了几个选题，比如印度怎么封杀小米公司。那段时间，我的认知至少提升了十个阶梯，可以用“跃迁”来形容。
打个比方，在刺猬公社时，我一天处理的信息量是5万字，在“晚点”一天要处理的信息量可能是20万字，是原来的4倍以上。
那时候不仅要看国内的信息，还要看《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海外经典的、主流的财经类媒体信息。
在“晚点”的信息环境里，我还锻炼了另外一个能力，就是结构性处理大量破碎信息的能力，而且它的效率一定要高。我自身的资质比较差，在“晚点”只待了两个月。在那两个月，我像是进了一个研修班或者EMBA的学习班，像海绵一样疯狂地学习吸收。
从“晚点”出来后，我在Boss直聘上投简历，一下子成了各大公司的香饽饽。刺猬公社的老板知道这个信息后，又把我逮了回去。
刺猬公社那个时期的报道逻辑是偏重情绪和叙事，但“晚点”讲故事的方式偏重专业知识和财经叙事，我想把刺猬公社缺少的一部分，和我在“晚点”学到那部分放在一块儿，但发现只能在我身上适用，在其他人身上很难快速去运用，因为一个人要学习新知识是很难的。
我就改变策略，就看刺猬公社拥有什么，再根据拥有的东西去发展出它的强项。用林毅夫先生的经济学逻辑，这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每个公司、每个地域、每个人都有他的先发优势，要通过他的优势和禀赋来开发出一些新的能力。
生命比生存重要
在这个行业待久了，熬夜加班是标配，身体免疫力下降。经常失眠，每天要吃三颗褪黑素才能睡着，这样也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整个人的状态很疲惫。
更恐怖的是，我身上开始长疱疹，土话叫“蛇缠丹（音）”，如果疱疹在腰部长满一圈，人就没了。我还有一巴掌长的距离，危在旦夕。
在北京时，我买西药擦，请理疗师按肩、正骨，弄了好几天都没见好。给我爸妈吓得够呛。
后来是我妈在老家找了一个人，她开了一副土方子，拿了一些中药材来抹在身上，抹三天就好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只有刺猬公社，有一种要和刺猬公社共生死的决心。后来发现我都快死了，不行了，就下定决心离职。
离职那天是9月27日，很巧，我身份证上的生日就是9月27日，冥冥中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辞职后，安心休养了一段时间。正好一位朋友想投资做自媒体项目，我又开始蹦跶了！
新项目的名字叫“温度纪”，后面有一位出资老板，由我一个人运营。在刺猬公社时得到一个感悟，因为我做的很多事情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做的事情。
传统意义上的编辑，他只是编稿，让选题产出、传播就可以了，但我还要找选题、编稿、产出、面试，要去谈一些商务，协助商务同事把商单给拿下来，写一些内容策划、商务策划，等等。
我感觉这个工作和我此前接触的编辑不一样，后来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概念，我觉得我特别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传统媒体人的逻辑是重大的事情或者某一个事情来了，一个切入口很好，我们去写。
但我不是，我是产品思维，从选题到传播，基本全想好了。产品思维的全局性会更强一些，它会更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和生长。
所以，我在做“温度纪”时，基本上就两条线。
第一条线是把“温度纪”这个项目做好。
元股证券:ygzq.hk
有几个标准：一是稿子阅读量得上十万+；二是在业内引起一定的反响；三是要有商单；四是要能够规模化产出。
这些目标，很快就实现了！
“温度纪”有两个产品：一个是深度图文，二是短视频。二者都强调实践，要去实地探访拍摄。
有时候压力也很大，我如果只做一个图文记者，采访时跟人面谈甚至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写出一篇文章。
但要做视频产品，就得进行采访，要跟人聊天，要负责拍摄，还要做编导、剪辑、调色师、调音师，以及传播，作为一个账号的操盘手，所有东西都得做。
我老板也会帮忙做一些幕后的东西，但执行的工作更多是我去做。
那时锻炼了一个能力，就是能够操盘更大的项目。另一个收获是知道怎么去花钱。我这种农村出来的人更偏重于赚钱，对于花钱和赚钱都有一种羞耻感和不配得感。我在那时就得小心翼翼地花钱，这钱必须得花，你不花这个钱，这个事情它做不成。
第二条线是我的个人成长。
在刺猬公社后期，那时大环境不好，内部也没有做太多新的尝试，就是稳稳地走。在那种状态下，我觉得作为一个管理者，一定要少发言、少指挥，让下面人多做事，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就好。上面变动越多，下面就越劳累越辛苦，瞎折腾。
那时我的很多朋友他们离开了北京，我就在北京一个很小的出租房里面，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在一起生活。那个朋友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人，搞得我也很emo。
非常小心翼翼，不敢和人讲话，不敢和外界触碰，那时候我特别不自信。
有很多人好奇，你这么一个人怎么还不自信？也许环境改变人吧。
我之前是一个大E人，特别外向，我想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提供一些帮助。后来变成了你不要找我，你该干嘛干嘛去，我不要你帮我，我也不帮你，我们互不打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壳子里。
做“温度纪”之后，我觉得我的天性还是很外向的，还是愿意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而且与其他人打交道是感到开心的。
其实这种性格跟原生家庭有关，父母从小就鼓励我向外探索、向外突破，和别人结交，而不是什么都不能干，这种氛围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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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可能每个人都有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内生力量，而我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几个方面。
首先，原生家庭和环境给予了我精神力量。
我回家休养时特别感动，每个人对我都太好了：他们请我喝酒，带我聚会，聚会时又夸我（好久没人夸我了）！
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很小的行为，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的汹涌澎湃。
在北京不是这样的，特别的枯竭，北京在榨干我。而且，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
因为获得了财经杂志奖学金，我有幸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那是一个非常传统、高标准的奖学金培训体系。来自新媒体的人很稀缺，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在刺猬公社编辑岗位待的时间比较长，收入也比较高，身边人都觉得羡慕我，我不应该离职。
但抛开所有东西，我只有一个念头：继续这么待下去，我的命还在不在？按照马斯洛需求，我必须往金字塔最高层走，但突然摔落到第一层，到了生理安全这个层级。
特别离谱，以前哪会想到自己的命，现在居然要为自己的生命考虑。
二者相较之下，我开始意识到，精神力量的源泉不仅仅是外在的成就，更是内心的安定与归属感。
他身处宗教权威与世俗情感、政治权谋与个人自由的激烈漩涡中心，其短暂的生命轨迹与流传后世的诗歌，共同构成了一段复杂而引人深思的传奇。
佛教在唐朝发展得太猛。从高祖开始，朝廷就给寺院赐田，免税免役。到了中后期，寺院越滚越大，占了大量土地，僧尼加起来几十万人。这些人不用交税，不用服役，还吸纳了不少农民躲避劳役。寺院做生意，卖度牒，富人买一张就能免一切负担，穷人也跟着凑热闹。国家户籍越来越少，税基越来越薄。史书上说，寺院经济已经成了国中一块大疙瘩，侵蚀朝廷根基。武宗信道，对佛教本来就看不惯，道士们又在一旁劝，说佛教不是本土的东西，影响太大。这么多因素叠加，借钱这事儿成了导火索。
其次，工作中的探索让我慢慢回血。要改变自己的信息环境，让工作推着我向前走，我必须要结识陌生人。
比如，我去苏州采访一个残疾人工厂里面的老板，我要怎么联系他？怎么说服他接受采访？
我去景德镇，想搞明白为什么景德镇这么受年轻人欢迎？要找人采访。
我就去书摊，莫名其妙买了几书，那个老板很好心，说：“明天来我的那个书院喝茶。”我说：“真的吗？那我明天来。”我真去了。
我又去了武汉，采访一位给人提供免费餐食的大哥。如果你有困难，可以来到这儿，免费吃一顿，吃完就可以走了。
疫情这几年，大家心挺凉的，但是有这种很小的底层互帮互助行为，觉得很暖，这也符合“温度纪”的方向。
之后再去做了类似的拓展，又去了其他一些地方结识陌生人，这个过程慢慢又把我打开，我又可以和其他人沟通交流了！
最后，我还有一个比较抽象的力量来源是经典。
我会去读一些经典的书籍，我之前特别反感和排斥。但是用西方积极心理学或者心理学的方法来治愈我时，全都失效了，我也要求助和求救。
求救时，看到前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社会系教授许倬云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中国人要往内走。
他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按照以前的逻辑，你去了美国就应该学习美国新教理论，但他为什么要把他在那片土地上学到的知识用中国的禅学来讲述呢？怎么会说往内走呢？
还有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他说你得关照具体的人、爱具体的人。
沿着他这个理论，我从拉美文学转到俄罗斯文学，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大部头的经典，因为中国有历代王朝的变迁，俄国也有历代王朝的变迁，而且之前都有封建体制文化的积累或蔓延，所以看完这些书后很容易共情。
我发现在这些文学经典前面还有理论，我要找到它们背后最根本的理论或内核是什么？
一个朋友推荐了《金刚经》，那时不懂什么叫“梦幻泡影”，不懂什么叫“如露亦如电”。这是《金刚经》里讲的，我没有完全读经，而是听经。
我就想，我之前所谓的名头、收入、名声都是如露亦如电，如梦幻泡影般。困在那个相里面，困在名声里面，我就永远走不出来。如果我想要获得新生，必须要从那个相里面走出来。
这套逻辑又开始把我说服，开始释然了。
我就反复听《金刚经》，每次听都会有新的见解。
除此之外，我去读《圣经》，《圣经》也是讲爱与慈悲、善良；去读《道德经》，《道德经》也讲的是爱、善良、自己；去听专家讲儒家的发源的缘由，原来孔子提出他的理论之前，整个中国也是处于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他想要给人们提供一个心理上的确定性。孔子强调的依旧是我们要爱人，要善良，要与人为善。
以上种种都告诉我们，要认清人性，接纳自己。所以，读经典成了我的另外一个精神来源。
现在想想，原生家庭的温暖、探索的勇气与经典的智慧，共同构筑了我内心的精神之源，它们源源不断地向我输送能量，支撑着我翻过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山丘！
小镇青年的归宿
如今，我的家乡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
在“村超”的赛场上，激情与梦想碰撞。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乡土与潮流共生，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在书写着不平凡的可能。
这片土地不再只是记忆中的乡愁，更成为了孕育希望的沃土。而我这样的自媒体人，也在这片热土上找到了扎根的养分。
现在，我注册了一个自己的自媒体账号，正式开启了创业生涯。
之前做职业经理人时，我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那时候的画画，你要先听老板讲完，自己消化一遍，再把它落实下来。可能他讲了100%，我只能消化80%。
现在是直接和这个世界去触碰、去交互，通过我的知识，到项目里面去实践。而且这个项目由我负责，标准因我而生、因我而改变，我的适应能力决定了我的品牌的适应能力，非常一人化的公司。
网上有段话说：“如果是员工，你的甲方只有一个人；如果你创业，四面八方都是你的甲方。”
原计划用3个月时间做准备，但创业这件事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些，一方面是朋友在鼓励我更快上线，另一方面是我有机会参加小红书的一个活动，在活动上有选题可以写、有具体抓手可以抓。我就以那个稿子为基准线，开始准备账号并上线了。
这段工作还没什么沉淀，只是未来有几个打算，也是我的认知：
一是我要回到贵州，因为北京在短期内没办法给我提供更多的养料。
二是移动互联网技术非常发达，我在贵阳和北京的区别就是发稿时的IP地址显示不同，内容没有太大区别。
三是现在的各种技术会给我赋能。以前创业，要招记者、编辑、剪辑师，但现在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干这些事情，我可以用AI作为辅助工具，帮我处理前期的音频。
比如，做完一个采访，我把音频给到飞书，它10多分钟就能给到我完整的文字。
腾讯会议也很强大，它除了一比一还原对话，还能从发言人、主题、时间这三个维度给你整理出概要。
一个小时就搞得定的事情，实习生可能要花一两天才能搞完，那我还找实习生干嘛？这种移动技术它会让我不用花那么高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
当然，在使用AI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一些弊端。
比如，我用DeepSeek、豆包帮我改稿。它改得很丰富，但给人的感觉是我受它支配了，我成为了它们的助手，它们才是主体。
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要写出好的稿子，一定是通过人的灵气和灵感来传达。
所以，我做了一个调整，确立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和理念：AI只能成为我的辅助工具。
现在，写作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创意，反而是一种体力活，必须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思考、去处理信息、去输出，才能写出好的稿子。
目前，我有三个产品线：最重要的是深度图文，其次是短视频，播客是末尾。在人工和科技的配合下，我觉得是比较丝滑的。
比如，做短视频的时候，我把采访完的视频交给剪辑师，他去切片。甚至我可以把它丢给AI的视频剪辑工具，它自己切一些金句、主题出来，我再调整一下就可以。
做播客用到的音频，我会上传到剪映，把口气、口癖、口吃剪掉，配乐后，在文字上梳理一些重点发布。
而做图文时，我会被访者的个人经历、背景知识构思出一些东西，发到公众号就可以。
在我的工作模式里面，有个产品模式叫“一题一发”，即一个选题只发一个平台，比如只发图文、只发视频、只发音频。类似的还有“一题两发、一题三发”，大家都是这样。
我现在一周至少一篇深度图文，因为深度图文我之前做得比较多，所以会比较快一些。更快的是短视频，有了就发。音频会更慢一些，因为音频需要和人聊天。
客户来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来自全国，因为我的选题、主体分布在全国。另一个来自贵州，把贵州的企业和产业写出来，向全国推广。
为什么要做贵州？既然我在这个地方生存，就必须要和本土的商业环境产生联系。这两个模式，我都收取一些内容服务费。
这套模式它不完全依赖于贵州，如果我去杭州、云南，同样也可以把它运转起来。
我希望我在哪儿，我的价值就在哪儿。我的价值在哪儿，我的公司品牌价值就在哪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银莹港股交易服务网站，作者：李银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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